原文：李克賢,「由韜光養晦到中國夢」,《國際關係研究月刊》, 2016年1月
「韜光養晦」不再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旋風式外交十分受人注目。自今年4月起習近平外訪不斷，先是訪問巴基斯坦討論「中巴經濟走廊」，然後到印尼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公佈新的援助計劃，如給予最不發達國家的零關稅待遇，成立中國 ─ 亞非合作中心。9月習近平訪問美國重提構建新型大國關係，10月則獲英國安排極高規格的接待，相信大家還記得習近平下榻白金漢宮的場面。11月習近平的步伐沒有絲毫慢下來，南下到訪越南後就在新加坡舉行「習馬會」，然後到土耳其出席20國集團（G20）峰會及菲律賓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會議。這年還有總理李克強於5月到訪巴西投資若530億美元的鐵路及能源等基礎設施，11月參與中日韓復辦的三方會議及東盟峰會。而國際社會對中日矛盾、中國於南中國海填海造陸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 以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銀行 (亞投行)既成立都是高度關注。
不論是中國領導人出訪的次數及會談內容，或是中國政府的主張，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好明顯已不適合形容今日的中國外交。什麼原因促使中國外交有如此改變？這些改變對於中國或其他國家什至國際社會是好是壞？而習近平所講的「中國夢」又到底是什麼？但這是否代表中國外交已有根本性改變？
中國外交的變與不變
一個大國的外交可以對周邊國家甚至是國際社會及世界秩序影響深遠。基辛格在《外交》一書中就指出17世紀時法國的民族國家概念、18世紀時英國的權力均勢及自由貿易、19世界時德國倡導的權力政治及20世紀美國提倡的民主、人權與自由貿易都主導了國際關係的發展及方向 （註一）。他認為沒有國家像美國一樣積極地干涉別國的內部事務，務求美國的價值觀可以普世通行。現時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創建、主導及經營。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涉取一次世界大戰後自己置身事外的失敗經驗，決定擔當世界領袖的角色。軍事上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約) 保護西歐及抗衡蘇聯，經濟上則有佈雷頓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現時為世界貿易組織) 以鼓勵自由貿易，而價值觀則有賴聯合國及不同類型的國際條約規範其他國家的行為。這亦是為什麼美國總統奧巴馬開腔主動回應中國近期的外交舉措，先是今年4月對中國於南海展示「肌肉」的擔憂 （註二），繼而是10月揚言不能讓一些國家如中國去制定全球經濟秩序，這應該是由美國來做 （註三）。可見美國擔憂的不只是中國的軍事力量，而是中國會否改變現時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從「韜光養晦」到「中國夢」，中國外交從被動低調轉變為主動積極，是什麼因素考量促使中國領導人改變既有的外交政策呢？現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別於西方的民主政制，西方的政黨輪替隨時為國家的外交政策帶來新的方向，如美國的共和黨及民主黨對華政策一硬一軟，日本自民黨和民主黨如是。而中國在一個政黨長期執政下，政策既穩定性相對較高及延續性亦較長。所以看中國外交的轉變主要是領導人及國際環境因素。
「韜光養晦」其實是中國外交的策略，要全面瞭解中國外交的主張不得不回顧過去的發展。中國外交大概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是新中國的成立，從1949年至1976年大部份時間都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主政。中國外交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講的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是基於中國過去的百年屈辱是西方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所導致，中國希望提倡新的世界秩序。從1955年的萬隆會議到中國60及70年代援助非洲，所希望的都是拒絕其他大國操控或干預別國內政，以非權力政治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只是一切都被冷戰蓋過了。其間中國外交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鄰近國家都擔憂中國會否輸出共產革命，但中國外交部在周恩來的調整下很快就回復正常（註四） 。
由1978年至2001年可說是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中國外交的穩固時期。鄧小平成功從華國鋒手上奪回政權，開始中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改革道路，沒有什麼比鄧小平訪美帶上牛仔帽的舉動更具說服力。然而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問題令中國的改革步伐放慢，六四事件更使國際社會孤立中國，再加上蘇聯解體的警示。鄧小平於1992年4月28日提到「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這是一個策略，中國外交既主張與內容其實沒有改變，90年代起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戰略夥伴關係亦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但沒有實力又那來話語權，誰會聽中國的主張呢？其次，鄧小平希望有一個更穩定的國際環境，這樣才有利中國繼續發展經濟。江澤民大致上是跟從鄧小平的外交策略。於中美關係，江澤民的「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就是「韜光養晦」的延伸。看看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誤炸」，中美軍機於2001年在南中國海上空碰撞，中國雖然一開始高度批評美國及要求道歉，但最終還是忍氣吞聲淡化事件。可見中國當時認為時機未到，還是不當頭挑動美國神經的好。
現時正是第三時期，從2002年到現在，由胡錦濤交棒到習近平，正好是中國外交的崛起期。經過差不多20年的開放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好多現實主義的學者開始問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何時轉變為軍事實力？大家都留意到中國既軍事開支差不多每年都是以雙位數字的百分比增長。胡錦濤主政時就有「和平崛起」的說法（註五） ，只是後來崛起一詞又惹來西方猜忌，於是修訂為「和平發展」。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的外交有重大改變，這大概是中國用以回應當時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如果大家有留意《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就會看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是中國外交發展的主軸。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實力與日俱增，國際社會亦期盼中國可以分擔一些責任，如2005年當時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當中國開始強大的時候，好多時就算中國不想理，好多事情都會自然地找上門。看看西方批評中國對非洲的「新殖民主義」，要求中國運用影響力改善蘇丹達爾富爾的問題，法國更一度倡議杯葛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緬甸與北韓的問題亦自動成為中國的問題。這當中實在是考驗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是繼續堅守一如以往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干預別國內政，還是順應西方要求更積極地介入別國事務（註六） ？可見中國外交或多或少都是被逼改變以回應各方批評及訴求。
那習近平的外交方針與胡錦濤相比又如何呢？從南海造陸，「一帶一路」至亞投行，相信大家都認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是別具一格，更有野心，甚至是中國主動出擊的時候，世界秩序會因此而改變。習近平談論「中國夢」時提到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沒有詳細說明如何達成或者是什麼樣的復興。中國會否再次主導世界秩序的聲音不脛而走。及後習近平詳細解釋「中國夢」其實有五個含義，包括國家富強、兩岸統一、和平發展、尊重不同價值觀及與世界緊密地連在一起。不過習近平還特別指出「中國夢」不是「帝國夢」，不是「一國夢」，不是「排他夢」，更不是「霸權夢」。這似乎是煞有介事的向國際社會解釋中國還是會和平發展，不會威脅到其他國家。中國在南海造陸之餘不忘向其他區內國家及美國表明中國會維護區內的國際航行權，更與巡航至中國人工島礁的美國軍艦有良性互動，而不是大家預期劍拔弩張的情景。再看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及商務部聯合發表有關「一帶一路」的正式文件，共建原則依然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李克強今年4月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就明言亞投行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補充，而不是要另起爐灶，中國無意挑戰現時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外交看似主動，但其實依然十分克制。早於習近平正式主政之前，亞太地區的環境有所改變。美國宣佈重返亞太策略，加上美日同盟越來越鞏固，奧巴馬甚至明言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區域。這些都無形中限制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若中國真的想在區內大展拳腳，恐怕只會促使區內更多國家倒向美國一方。
新瓶舊酒
中國歷來不同領導人的主張雖有不同，但其實只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上加些枝葉修飾一下。中國有什麼價值觀可以與現時美國提倡的民主、自由、人權及市場經濟爭逐？儒家文化好明顯沒有如此號召力，而「一帶一路」似是一個概念多於一個嚴謹而有凝聚力的價值觀。一個新加坡的外交官員告訴筆者，中國的外交辭令多，但大多是有名無實。好多國家出於外交友好的考量分分表示對「一帶一路」的興趣或支持，大家實際運作時還得看當時有什麼實質利益。正當「一帶一路」被炒作得全球熱議，中國亦不見得特別受惠。例如孟加拉的深水港項目由日本奪得，中日將繼續爭奪印度的高鐵發展計劃。很多評論已指出「一帶一路」途經的部份區域政局不穩，充滿變數。
既然中國外交的內容沒有什麼大轉變，那為什麼中國近年給人的印象總是急速崛起，比過去更主動，更有野心？這大概是現實主義作祟，國際關係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講的是零和遊戲。中國的得益或影響力擴大了自然就是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損失。所以隨著國力上升，中國就特別受人關注，很多主張少不免被放大但以現實主義的角度過份解讀。從「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到「一帶一路」都是同一個情況。這可能是習近平為何要為「中國夢」特別地解畫。有學者亦留意到有關問題（註七） ，焦點放錯了少不免未能真正評估中國外交的真正影響力（註八） 。
最後中國外交還是擺脫不了國際環境的影響，攻勢現實主義者早釘上中國崛起 （註九），而中國鄰近的國家都是經濟上站在中國的一方，而在安全問題上倒向美國的一方。中國外交在美國與區內國家長期監視下，雖未至於寸步難行，但亦不能隨心所慾，制定政策及主張亦要瞻前顧後。再加上融入現時的國際體系易，創立及主導新的國際價值觀成本及代價不菲。
每次新的大國崛起主導世界格局都是乘戰後重建國際秩序而起，中國現時的情況與往日的例子大大不同。根據習近平及李克強的講法，中國外交還是「韜光養晦」為主，有時「適度有為」。
註一：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註二：“Obama accuses China of flexing muscle in disputes with neighbors”, Reuters, 28 Apr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4/29/us-usa-japan-idUSKBN0NJ09520150429#3KSzKgMIVZfAm DHz.97>, accessed on 21 Nov 2015.
註三：“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5 Oct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10/05/statement-president-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ccessed on 21 Nov 2015.
註四：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這本書。Sophie Richardson ,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五：Zheng Beij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no. 5 (2005).
註六：Hak Yin Li and Yongnian Zheng, “Re-interpret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Policy towards Myanmar: Leverage, Interests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61 (2009): 617-637.
註七：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2013): 7-48.
註八：鄭永年，「TPP、“一帶一路”和世界經濟」，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2015年11月18日，<http://ipp.org.cn/a/1447813498749.html>, accessed on 21 Nov 2015.
註九：John J.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Hak Yin Li 